在纪念方志敏诞辰110周年之际，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“可爱的中国――方志敏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展”。2009年8月23日《文汇报》上，有一段该馆的王锡荣先生关于方志敏与鲁迅“难以割舍的情缘”的谈话。记者记道：
“他与鲁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。”王锡荣告诉记者，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，部分是受鲁迅启迪
1935年1月29日被捕后，方志敏还曾让人秘密带口信给鲁迅，但鉴于当时的情势，营救不可能完成，鲁迅便鼓励方志敏赶快写些文章。于是，在生命的最后一百多天里，方志敏奋笔疾书写就了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、《可爱的中国》、《死！――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》、《清贫》、《狱中纪实》等16篇文稿，共13万多字（不含尚未找到的日记等，据说应有20万字）的狱中文稿。而这些他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写下的血性篇章中，就有一封写给鲁迅的信，并把鲁迅作为向党中央传递文稿的途径之一。在这封名为《给鲁迅的信》中，方志敏写到：“我已抱定牺牲的决心，估计已不久于人世。我把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这些稿件交给你，还有给党中央最后一封信，请你并转交给党中央。”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共产党员冯雪峰曾回忆，鲁迅确看到过方志敏来信。
在王锡荣的这段谈话中，不少内容不合史实乃至无中生有，真令人吃惊。
一、“据方志敏堂弟方志纯透露，早在1922年，方志敏在上海期间就曾联络过鲁迅。”经查，方志纯发表在1979年12月9日上海《解放日报》（寒舍有剪报）上的《为苏维埃奋战为共产主义牺牲――回忆方志敏同志的革命活动》中，确曾说“在上海时，方志敏同志还有幸结识了鲁迅”，鲁迅“接济”他的生活，“亲自润色”其文章，“亲自为他向报社推荐”，“通过”这许多“接触”，方志敏“了解到先生是一个完全可信赖的朋友和长者”。方志纯的这段回忆，明显不合史实：鲁迅1922年在北京不在上海，怎么可能“亲自”对方志敏“接济”、“润色”、“推荐”、“接触”呢？方志纯是方志敏的亲属更是战友，他在这篇文章中记下了许多方志敏的真实情况，是十分珍贵的；但在戎马生涯和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中，听到一些传闻不及查核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然而作为一名鲁迅研究者，在向新闻记者“发表谈话”前，总应该做一些核查的工作吧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：王先生把方志纯文章中的叙述说成“透露”，把“接触”说成“联络”，这样似乎可以含糊一点，如通信之类不也是“联络”吗？笔者经过查核，负责地宣布：在世上存在的鲁迅和方志敏的日记、书信、文章及一切记载和有关文物中，都没有他俩1922年“联络”的任何蛛丝马迹，“联络过”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。
二、“当时，方志敏在《民国日报》的觉悟副刊和《小说年鉴》上，数度与鲁迅在同一版面或同一期刊上发表作品。”查任何版本的《鲁迅全集》，鲁迅1922年没有在《民国日报》的副刊《觉悟》上发表过作品，也没有在其他年份的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，怎么可能方、鲁会在《觉悟》副刊的“同一版面”发表作品呢？更不要说“数度”了。
《小说年鉴》，是1923年小说研究社编集出版的。当时上海并无“小说研究社”这个团体或单位，年鉴实际上是由鲁庄、云奇两人编的。他们编入鲁迅小说五篇、孙伏园小说一篇、郁达夫小说两篇、叶绍钧小说一篇、王统照小说两篇、王剑三小说一篇等共33位作家的43篇作品，其中有周辅仁、菱湖生、陈震、赞襄、李鸿梁、吴江冷、程起、谢茂传等等不知名作者的作品，包括方志敏的《谋事》。应该说此年鉴保存了一些现代小说的资料，但以今天的版权观念来看，它是侵犯作者著作权益的私编私印以赚钱为目的的书。查《鲁迅日记》和《鲁迅藏书目录》，似可肯定编者事先未征求作者意见、事后也不寄样书。从编者不知道王统照、王剑三是同一个人，编者在有些作品后所写的半通不通的评语看，编者并不熟悉文坛情况也不具备较高评论水平。这样一本年鉴同时收入鲁迅和方志敏的作品，怎么能证明鲁、方曾“联络过”呢？这本《小说年鉴》就此一本，第二年第三年没有再续出，又从何谈起鲁、方的作品，“数度”在“同一期刊上发表”呢？
三、“1926年，方志敏创办《寸铁》旬刊也是受鲁迅影响，因为鲁迅曾在《国民公报》同名栏目中发表杂文。”经查，《国民公报》系君主立宪派创办于1910年的报纸，到1919年10月连北洋军阀掌控的民国政府它还在反对，因而被北洋政府查封。但1919年孙伏园一度为该报编副刊，却有一定的亮色。孙伏园设有《寸铁》专栏。鲁迅在1919年8月12日的《寸铁》专栏上，发表无题杂感四则，每则文末都署笔名“黄棘”。到1925年鲁迅编《热风》时，这四则杂感没有编入（很可能是忘了）。1935年编《集外集》时，鲁迅没有记起要将这四则杂感编入。1938年许广平编《集外集拾遗》和20卷本《鲁迅全集》时，没有发现此四文。1958年10卷本《鲁迅全集》重编《集外集拾遗》时，也没有发现此四文。后来有人发现了，遂编入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的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，编入时将四则杂感合为一篇，定篇名为《寸铁》。笔者以为，这所定的篇名是很不确切的。确切的篇名应定为《杂感四则》，并注明：原无题，发表在某年某月某日《国民公报》的专栏《寸铁》上。而且，定篇名为《寸铁》，还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是鲁迅当年自定的篇名，甚而至于误以为鲁迅在《国民公报》设立了一个个人的专栏就叫《寸铁》。在了解了鲁迅这四则杂感的发表和重新被发现而编入《鲁迅全集》的经过后，请想一想：1919年8月间，正从江西弋阳县的“弋阳高小”毕业考入南昌的“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”的方志敏，能看得到北京出版的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办的《国民公报》吗？即使读到了报上这四则杂感，能知道每则杂感后面署的“黄棘”就是鲁迅吗？这显然都是不可能的。那么，1925年（不是1926年）方志敏与几位青年成立共青团支部时创办的油印旬刊，为什么也叫《寸铁》呢？经查，“寸铁”是汉语中古已有之的名词。“寸铁杀人”就是指短小兵器也可制敌，引申为三言两语的短小文字，也能一针见血，击中要害。《辞海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中列有不少古人使用“寸铁”这词的例子，限于篇幅在此不抄。1922年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刊《向导》周刊，在出到55期时设立《寸铁》专栏；共青团中央刊《前锋》，也设有《寸铁》专栏：都是采用“寸铁”古已有之的含义的。方志敏把他办的旬刊名为《寸铁》，也可能是采用古已有之的含义，或是受《向导》、《前锋》的影响。说《向导》、《前锋》、方志敏办的《寸铁》，都是受了鲁迅那四则杂感的影响，是传承了鲁迅的革命精神，那是太牵强了，太捕风捉影了，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，因为那四则杂感当时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，连鲁迅自己也没有把它们编入集子，而且当年绝大多数中共党员、共青团员也不可能知道“黄棘”就是鲁迅。说“方志敏创办《寸铁》旬刊也是受鲁迅影响”，是典型的捕风捉影。
四、从上述三点可见，说方志敏在1922年就和鲁迅“联络过”，完全是空穴来风。说20世纪20年代，方志敏和许多爱好新文学的青年一样，读了鲁迅作品受到积极的影响，这当然是可能的；但具体地说，由于曾与鲁迅“联络过”，因而“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，部分是受鲁迅启迪的”，只能认为是信口开河。
五、“被捕后，方志敏还曾让人秘密带口信给鲁迅，但鉴于当时的情势，营救不可能完成，鲁迅便鼓励方志敏赶快写些文字。于是，在生命的最后一百多天里，方志敏奋笔疾书写就了……13万多字。”查相关记载，可以明白，当时方志敏所在监狱内外并没有建立起“地下交通”。因而方志敏写好的信、稿，是由同情革命的义士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带到狱外再送出去；送信、稿到上海的人员，也都不可能再回到监狱里去。请问：方志敏的口信是由何人何时何地带给鲁迅的？鲁迅的口信又是何人何时何地带给方志敏的？说“鲁迅的鼓励”使方志敏狱中“奋笔疾书”，是完全没有根据的。
六、“在这封名为《给鲁迅的信》中，方志敏写到：‘我已抱定牺牲的决心，估计已不久于人世。我把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这些稿件交给你，还有给党中央最后一封信，请你并转交给党中央。’”经查，方志敏从狱中传出的第一批信中，确有一封是给鲁迅的。方志敏在给送信人写的《遗信》中说：给党中央的信，“写了三张信纸，在右角上点一点作记号。另一信给孙夫人，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。一信给鲁迅先生，在右角点了两点。请记着记号。”既然给鲁迅的信以“右角点了两点”作为记号，那方志敏就不可能再名它为《给鲁迅的信》；冯雪峰在《可爱的中国》的《影印本说明》中说：“给鲁迅先生的信，鲁迅先生是说过的，他洗出看过后就把它烧掉了，信的意思是请他设法把信和文稿转交给党中央。”可见冯雪峰也没有把它定名为《给鲁迅的信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封信既然鲁迅“看过后就把它烧掉了”，所以现在的《方志敏文集》（人民出版社1985年）没有收，《方志敏年谱》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）也没有引用其文句，那王锡荣是从哪里看到这封信的呢？“我已抱定牺牲的决心”等等的一段话，是有引号的，当是信上的原话，王先生又是从哪里引来的呢？方志敏会用“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”这类措词吗？“这些稿件交给你”，是什么稿件呢？“这些”，还不只一二种呢？笔者查阅了当年见到过此信的吴奚如、胡风的回忆录，都没有说到信中有这么些字句。《胡风回忆录》中说此信“内容是要求鲁迅请孙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他出来”。胡风这话是可信的，否则怎么会有一封致宋庆龄的信请鲁迅转交呢？而王先生所引用的方志敏《给鲁迅的信》的字句中，恰恰缺掉了请转交给宋庆龄的信并商量营救他的内容。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，可以肯定地说：王先生没有看到过方志敏致鲁迅的信，也没有看到过关于此信的可靠的历史记载，甚至也没有看过《胡风回忆录》，是他自己毫无根据地定名此信为《给鲁迅的信》，又亳无根据地编写了引号中的一段话。王先生怎么能这样的胡编乱造呢？！
王先生对新闻记者的这一段不长的谈话，从头到尾，几乎每句都不合史实，这实在太不严肃了！对于方志敏《可爱的中国》1936年怎样传到冯雪峰手中的，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，王锡荣却宣传令人惊讶的说法：《可爱的中国》1938年才从许广平保险箱里取出来。我曾在《博览群书》2009年第1期上发表《〈可爱的中国〉手稿在许广平保险箱里吗》一文，予以指正。不料王先生不吸取教训，在七八个月后，在方志敏与鲁迅的关系问题上，又发表了这么多与史实大相径庭的说法。我必须撰写本文，再次予以指正，以免以讹传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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